从一个不起眼小数据,探寻“数字化”大乾坤

日前,中国建设银行公布2019年年度报告。对于一家大行来说,笔酣墨饱的年报必然是干货满满,比如说,总资产多少万亿、净利润每年赚他多少千个“小目标”,不良率降低多少等等,似乎都不是新鲜事。

显然,评价一家大型银行的未来“钱景”,当然不能仅仅看每天能赚取多少个“小目标”,而在于数据背后能否反映出大行对于未来的前瞻布局,这对于资本市场意味着最能支撑市值的可持续盈利能力。

那么,对于一家大行来说,最重要的前瞻性布局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就是近几年发展最为迅猛的金融科技与金融业融合而成的新金融。

所谓的新金融,就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科技为核心生产工具、以平台生态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金融供给服务体系。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数字化技术革命与金融行业变化的交汇点,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正在重塑银行业的逻辑,例如消弭信息不对称、优化供需两侧的匹配,从而使得金融中介的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这既是传统银行的巨大挑战,也是远比吃利差更广阔的发展机遇。毫无疑问,数字经济将给金融业带来最大变革。

新金融具有智能化、普惠化、无界化等特征,智能化与普惠化不难理解,而无界化就是传统银行业务边界融合,例如,建行以前专注于重点建设项目,而现在提的更多的是金融赋能社会,这也是建行做了很多看似与金融无关的事情,例如建行智慧政务平台和智慧社区管理平台等。

正是因为此,我更愿意从建行年报中探寻“数字化经营能力”那些新鲜事。

年报中一个不起眼的数据却隐藏着大乾坤

金融业是一个比农业还古老的行业,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推动着金融业的变革。从自动柜员机问世到无人银行的出现,现代科技与金融业的每一次结合都会产生金融创新的巨大推动力。

正如现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技术进步,金融业同样离不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金融创新。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和引领科技未来的创新能力,就无法把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换句话来说,对于建行这样的大行来说,未来发展主动权来源于能否掌握金融科技主动权,即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一家传统大银行的数字化经营能力。

创新经济学经过大量的统计发现,技术进步与技术投入有着十分紧密的正向关系。因此,技术投入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国际资本市场对于谷歌、亚马逊等企业,也十分关注其技术投入,甚至比是否盈利更为重要。

新金融显然不会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必然要真金白银地在金融科技上进行大投入。金融科技及普惠金融早已经成为建行的重要战略之一,实际上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业的底层技术,其实是全面融入了建行的三个能力建设(重点聚焦增强服务国家建设、防范金融风险、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三大战略(住房租赁、普惠金融、金融科技战略)。

因此,在建行2019年财报所有数据中,有个花钱的数据并不算起眼,但它甚至比营收7056.29亿元,增速7.09%;净利润2692.22亿元等核心财务指标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这个数据就是,年报显示2019年建行新增金融科技投入176.33亿元,占营业收入的2.5%,投入规模位居五大行之首。

金融科技投入只是花钱买未来吗?

这是花钱买未来。金融科技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不是该不该投的问题,而是投入多少怎么投入的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各大商业银行重点投入的领域。

其实,要硬说金融科技只是花钱买未来也不全对,更是着眼于当下。在建行年报中,并没有说这笔176.33亿元的金融科技投入是否对今天产生了收益以及产生了多少收益。

金融科技投入只是花钱买未来吗?让我们从年报中披露的一些数据来窥视其中的一些端倪吧: 年报中称,个人手机银行用户3.51亿户,较上年增加4,121万户,增幅13.31%,交易量173.17亿笔,交易额58.93万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电子银行账务性交易量占全行比重达94.77%,基金、理财、保险、个人快贷授信金额等服务大多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手机银行流量优势正在为建行的零售业务打下坚实基础。

老实说,要是不看建行的年报,每次路过建行一些网点,根本不知道建行大部分零售业务已经实现了移动互联网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零售银行市场,在客户服务和技术创新上的尝试对全球零售银行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建设银行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也是最大零售银行,其资产规模、盈利水平、资产质量等核心关键指标始终保持同业领先水平。《亚洲货币》2020年再次评选出了3家中国市场极具代表性的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获得了最佳全国性零售银行的殊荣。

到如今建设银行在全国已有1.4万余个网点,拥有超过6亿全量客户、4亿有资产客户,每两位中国人中就有约1个人与建行发生过零售业务往来,三分之一的国人正享受和感知着建行零售服务。2019年建行发生173.17亿笔交易量、58.93万亿元交易额。

年报中,对于三大能力中防范金融风险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都有“数字化经营能力”的描述。比如构建智能风控系统,构建智能风控系统,加速从“人控”向“机控+智控”转变。而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化经营能力”。例如“跨境e+”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签约客户15 万户,较上年增长173.60%;同业首创小微企业全线上融资“跨境快贷”系列产品,累计投放近40 亿元。区块链贸易金融平台累计交易金额超过4,000 亿元。建行累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50多个重大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

在三大战略中,年报中的很多数字无一不体现建行“数字化经营能力”的增强:

住房租赁战略中,“数字房产”体系初步建成。截至2019 年末,住房租赁综合服务平台已在324 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运行,累计上线房源超过2,000 万套,注册用户达2,100 万。

普惠金融战略中,智能化、生态化布局下, 2019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9631.55亿元,较上年增加3530.81亿元,普惠金融贷款客户近133万户,较上年新增近31万户。以“小微快贷”为代表的新模式产品累计投放贷款超过1.7万亿元,惠及小微企业近103万户。

在金融科技战略中,建行积极打造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服务平台,提升“5G?智能银行”服务功能,赋能同业、社会。推进新一代核心系统应用,完成系统在29 家海外机构的推广,提升集团机构、客户、产品、服务和渠道共享能力。

窥斑见豹,我们仅仅从部分数据就能感受到建行的“数字化经营能力”建设的程度,毫无疑问,建行对金融科技的大手笔投入绝非仅仅是买未来,实际上当下就已经开始释放巨大产能,直接服务建行的中心业务及核心战略了,而且成为今天建行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金融科技生态建设,比肩互联网巨头

值得一提的是,建行金融科技的投入不止是注重大数据云、区块链服务、物联网服务、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和云客服等金融科技支撑,还特别注重金融科技生态建设,并走在了业内前端,其率先构建G(政府)、B(企业)、C(客户)端伙伴式新生态,以开放共享的理念对外赋能。

其中,政务便民综合性服务平台上线公共服务便民缴费费项5,200余个,为25个省级政府处理近40万政务事项;建融智合、“飞驰e+”投资者联盟等平台赋能大中小微企业,深入推广普惠金融;“龙支付”、开放API、自建车主服务平台等锁定更多互联网应用场景,提高用户MAU(月活跃用户数)。

在GBC端领域中,通过互联互通,让金融服务触达C端的“千家万户”。除了几家互联网巨头外,建行几乎是唯一可以和他们角逐的国有大行,也得到了很多地方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云南省省长阮成发2019年曾公开对建行表示感谢,评价全省建设银行319个网点今后都是政府便民服务网点。可以说云南省政府与建设银行的合作,形成了智慧政务与新金融服务的融合,成为了政银科技合作的成功典范。主要表现为:一是聚焦政府“痛点”。云南智慧政务平台纵向贯穿“省州县乡村”5级,横向链接了40个政府部门,解决了“信息孤岛,业务系统难打通、难共享,企业营商环境差,百姓办事难,服务效率低”等现实痛点。二是关注百姓“热点”。平台完全站在百姓需求的角度想问题,突出“只跑一次”、随时可找、顺手就办。三是解决企业“难点”。企业端通过统一数据平台构建,打通信息孤岛,优化办事流程,一次登陆便可完成跨部门的多个事项办理和查询。

“数字化经营能力”,在“抗疫”中经历了一场全方位压力测试

俗话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此次疫情对于很多行业来说,线下业务几近“停摆”,是一次严峻的实战考验。此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对建设银行金融科技战略和数字化经营能力的一次全方位压力测试。

面对被打破的业务格局,建行依托金融科技系统和手段的支撑,迅速调整现有业务条线,推动线下场景业务转移至线上,如快速建立贷款审批“绿色通道”,助力小微企业平稳度过疫情;全面推广“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助力疫情防控管理;特别推出“网上菜篮子”,便利百姓日常生活。

正是因为有金融科技的支撑,建设银行实施了数字化经营的模式,业务经营和管理总体上来讲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普惠金融方面,截至2019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是9631.55亿元,但到了2020年一季度末已经突破1万亿元了,建行也是唯一一个普惠金融贷款余额突破万亿的银行。普惠金融贷款客户也较年初增长迅猛。疫情形势下仍然保持高增长的背后,正是国有大行下沉服务重心,围绕“数字、平台、生态、赋能”,不断探索智能化、生态化的普惠金融新模式,全面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的射影。

零售业务方面,建行有关负责人在年报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零售业务方面,因为疫情影响,也极大推动了线上业务的发展,这也是确保今年中收保持增长的重要举措。”

显而易见,这当然是受益于其3.51亿户个人手机银行用户;2019年年报称,电子银行账务性交易量占全行比重达94.77%,基金、理财、保险、个人快贷授信金额等服务大多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完成。这恐怕是其零售业务成为“今年中收保持增长的重要举措”的底气所在吧。

除了传统金融业务,疫情期间建行的智慧政务平台和智慧社区管理平台在助力政府抗击疫情、帮助基层社区干部解决管控难题表现不俗,得到了民政部充分肯定。

为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探路,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现代银行的未来发展必然离不开科技的驱动力。央行在《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中对我国金融业的科技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使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由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金融科技必将引领传统银行业实现转型升级,彼时的银行定将是兼具科技性、普惠性和共享性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以建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将用更丰富、高效的新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实现数字化转型,从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于更多的传统银行,“数字化经营能力”建设还在路上,任重而道远。建行在前面披荆斩棘,为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探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其实也是在履行一家大行的社会责任。

正是基于此,我更加愿意从一个毫不起眼,不引人关注的小数据来审视建行的“数字化经营能力”,来审视这份全是数据的年报的含金量。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